姥爷

长春终于差不多要解封了。父母在家里硬生生呆了一个半、将近两个月，着实辛苦。

就在长春封城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还好姥爷不在了。要是他现在还活着，肯定在家封得难受。他是因为肝胆疾病走的，也算比较快，半年人就没了。在病发之前，身体一直硬朗，每天必须要出门散步两三次，要么在小区内外跟老哥几个走圈，要么去小区的活动室，在家是待不住的。

姥爷是2016年9月份没的，虚九十岁的当口，算是高寿。他在世的时候，可能并算不上一个多么成功的人，甚至生活上与自己的家人多有龃龉，但向来是对我特别好。有时候我妈会说，你姥爷只疼你。

姥爷姓张名越，生于1927年，属虎，家里兄弟排行四个，另有几位姐妹。虽然家庭成分被划为贫民，但据说是因为姥爷最年轻的弟弟参加了抗美援朝、组织上给予照顾的缘故，实际上姥爷的家庭大概应该要算作富农。毕竟家里的男丁在那个时代都接受了教育，而女性嫁人也是门当户对。比如家里经常走动的四姑姥，当时嫁进了朝阳坡（祝：李玉刚的老家）当地的地主家庭。四姑姥爷姓侯，当地叫做侯家屯。四姑姥爷是接受过相当多教育的人，据我妈讲，二人年轻时的照片里，四姑姥衣着光鲜，衣服上有毛皮领子，可见当时家庭是比较富裕的。而在我眼里一直是个普通东北农村老头的四姑姥爷，实际上日语相当流利，可能当年在伪满政府供职，是在伪满政府倒台才后返乡务农的。

说回姥爷。他的家庭供他读书读到了中专，就读于当时的新京商业学校。当时的这类学校，完全在日本人的控制之下，学校从校长到老师都由日本人担任。据姥爷回忆，那时的校长，姓代代木，奉行军国主义教育，曾命令学生互扇耳光，在校期间每日唱日本国歌君之代也是例行事务。但班主任大场则为人相对和善，班级中有位同学在新京游乐园，被类似于鬼屋里的一个大猩猩之类的怪物惊吓，导致去世（可能是心血管疾病被诱发），大场特意让学生（姥爷是其中之一）带他去为去世的同学上坟。而大场有一次家中扫除，叫学生来帮忙，之后留学生在家吃饭，这是姥爷在伪满时期唯一一次吃到了大米。

姥爷在商专毕业后去奉天任职，大概是类似税务局一类的地方，不久伪满政府倒台，作为受过教育的、识字的人，他最终入了党，供职于怀德县县委。也就是在那里，经过组织介绍，他跟姥姥结婚了。

两人的婚姻并不幸福。姥爷的第一任妻子因结核病去世，留下了那时已经快要成年的大舅。但这不是他们婚姻不幸的根源。姥姥比姥爷年轻十一岁，受过师范教育，是家里最小的女儿（她的兄姐比她要大上二十几岁），也在县委任职。他们二人的性格和生活理念是完全不同的。

文革的时候姥爷“躺平”任由被批斗，而姥姥则带着我妈和小舅舅在造反派的眼皮底下翻墙逃跑；快到退休时姥姥主动去办理了离休，而姥爷却宁可在家下象棋也不愿意为自己未来几十年的待遇跑一下腿……诸如此类，数不胜数。而日常生活中的冲突，则更加剧烈。我小时候二人还经常争吵，直到我上小学以后可能吵架的次数才逐渐减少，据说姥姥曾经不止一次考虑过离婚。

用姥姥的话说，姥爷是那种旧社会地主家庭的做派，生活中恨不得所有事情都要家里人给伺候好了，为人没有担当，且没有家庭责任感。而姥姥自己是经商家庭里的“老姑娘”（小女儿），被宠大的，又是受过教育的新女性，不可能以照顾自己的丈夫为己任。这种对于生活和家庭角色本质上截然不同的认知和期望，导致了二人几十年并不幸福的婚姻。

前两年我看了《家族之苦》系列日本电影，共三部。那里面桥爪功饰演的平田周造老爷子，作为平田家的一家之长，让我有了深深的共鸣。我仿佛在他身上看到了姥爷的影子：在家里说一不二，生活都由妻子或者儿媳方方面面照顾好，儿女大都顺从他，等等。这让我重新审视了姥爷的生活价值观，也许早年的日式教育塑造了他的人格，而这种人格和生活方式，是不被姥姥所接受的。

归根结底，姥爷是一位被打上深深的时代烙印的人。他并不喜欢日本人，但也没有多么怨恨日本人。晚年的时候终于得偿夙愿，随着爸妈一起，去了日本旅游。结果因为他的基础日本语会话能力，被退税的办事员误认为是遗孤。

姥爷就是这样的一个，喜欢下象棋，看闲书，喝酒，听评书，修东西（鞋子和自行车），因为不是离休而单位又倒闭了以至于退休金少得可怜的，老人。几乎所有家里人，妻子，儿女，女婿，儿媳，都因为他性格和生活方面的巨大缺陷，跟他产生过冲突，看不惯他，看不起他。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陪我度过了童年，读完了大学。

我还记得跟姥爷一起在北大校园里散步的时候，他问在拍毕业照的同学，”学生，你们什么专业的啊？“ ”经济系的“，人家答道。

姥爷当时笑着点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