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八月末确诊，九月初做了手术，在医院里住了11天才出院。那时候的心态崩溃得比较完全，基本上在担心如果康复不好、或者是以后失去了视力要怎么办。人对于未知是有恐惧的，尤其是有关自己健康的未知。我在很崩溃的时候，经常性地陷入了一个环状思维模式：我才二十四岁，为什么这种事会发生在我身上。那时候又正好计划出国读硕士，虽然手术治疗本身的时间跨度并不太长，却油然有种所有事情都赶到一起了的心态。
住院的时候，谢源和一鸣去看望了我，还给留下一千块钱，说是同学的心意。那会儿才毕业两年，大家其实都没什么钱，但同学的情谊是真实的。出院以后，王玥帮了很多忙，很多次复查他都会陪我一起去，怕我散瞳后看不清。那年秋冬交接之际搬家的活儿，也是姚思佳姚哥（高中同桌，大学他学的软件工程专业）和骆欢“欢欢”（大学好基友，他学是的计算机）帮忙的。室友雪仪，是香港人，那时正在清华国关做博后，她在生活上也给了我很多帮助和照顾。就算是一些萍水相逢的人，比如在一个IT meetup活动中有过几面之缘的Michael Long，当时在斯伦贝谢工作，因为看到我在推特上抱怨感觉情绪不好，就直接说来搜狐这边的星巴克找他（斯伦贝谢在清华科技园，那时那栋楼还叫搜狐大厦），他陪我聊天。
虽然申请学校的时候有顾忌，怕如果真的申请到美国，资金和学业压力竞争都比较大，会对健康有负面影响，故而完全没有考虑北美的学校，但手术本身是很成功的。申请的时候只考虑了欧洲的学校，硕士比较容易水，就算有收学费的学校，价格也不高。于是于2014年的八月份来到了芬兰。
芬兰大学的教学和研究水平并不是世界顶级的，但意外地氛围非常轻松。毕竟在北欧国家，社会里并没有东亚级别的资源竞争。研究生的时候认识了一些小伙伴，有一起来留学的中国同学，也有来交换的欧洲同学，反而认识的芬兰朋友并不多。一个直接的原因是，来留学和交换的同学，我们要么一起讲中文，要么一起讲英文，而芬兰本地同学优先母语，并且有自己的小圈子，本质上是排外的。现在想来，在研究生阶段认识的同学，一晃也是七年的老朋友了，和其中的不少人还有联系，也是件开心的事情。
我的人生到现在，三十二年里，有幸运的时候，也有不那么幸运的时候，总之，并不是顺风顺水的人生。我比很多人聪明，但也绝不是最聪明的，但我感觉自己最幸运的部分是，无论到那里，在什么领域，都能认识一些很好的人，交到几位很好的朋友。如果说生活中的不幸是在攒RP，那我可能把攒下来的不少RP都用在了交友的地方。
研究生还差最后的论文的时候，我开始在赫尔辛基工作。当时的想法是做兼职赚些外快补贴生活，但后来直接做成了全职工作。从2015年年末到2020年年末，这五年我一直在干自己的老本行，iOS开发。其实赫尔辛基的求职市场对这方面的需求并不高，岗位是有一些的，但绝非像其他一些方面（比如全栈）遍地都是，不过当然，IT行业的工作总是很容易找的。这五年内我换过两次工作，都是无缝衔接。在工作中也认识了一些朋友，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Kimmo Kulovesi.他是我见过的最牛的程序员——真心话，他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且代码写得最好的人。我们有着一些共同爱好，比如神奇宝贝玩偶，猫咪，某些冷笑话。不少高智商的人，性格上令人难以相处，我在后来的公司也遇到过类似的人物，就完全合不来，是那种我知道他有装逼的资本但他真的很令人蛋疼的感觉，但我意外地和Kimmo很处得来。
不过时间到了2019年，已经可以明确感觉到移动互联网热度退潮，毕竟从2011年算起，已经八年了，移动红利已经消耗的差不多，技术上并没有大的突破，我深刻地有了职业危机，觉得自己一定要转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