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条人上了乐队我做东。网友戏称这是对该节目的降维碾压。康姆士同时也在节目上有很多可圈可点的表现，姑且不论， 单独说一说五条人。
不少人对五条人的艺术成就和音乐特点有很翔实的分析，按照仁科和阿茂在李佳琪直播间对乐队logo的理解，他们希望自己的音乐是平民的、大街小巷的，就像遍地都是的塑料袋一样，没有阶级基层之分，有的是蓬勃的生命力，说起来有点儿“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的意味。随着乐夏的火爆，仁科跟阿茂的为人处事也为人津津乐道，多次上热搜头条。这个可能其实就是所谓资本追求的“出圈”，只不过以一种意想不到的、甚至资本不可控的形式实现了而已。
在乐队我做东上，一般谈话都是由主持人马东和臧鸿飞引导，嘉宾按照拿好的剧本回答一些问题，最后达成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效果。但这期节目有意思的地方在于，来做客的乐队是两个南方乐队，和臧鸿飞熟悉的京圈儿摇滚没甚多交集。比如臧鸿飞（不知是不是装的）对五条人和康姆士作品的不熟悉，以及普通话这个屡试不爽的梗，等等。节目中的高光时刻也远超于往期，比如认可说一个女生给他读了六七个小时的《香水》，茂淘一口一个“鸿飞呀”（在李佳琪那里是“佳琪啊”），马东问南周给五条人音乐颁奖是不是因为他们的歌词这样一个近似圈套的问题被仁科顾左右而言他……
当然还有真正的高光时刻，如果你向火星人介绍自己人生的三个高光时刻这个问题，臧鸿飞说出的三个时刻被无数网友诟病，说他油腻市井，其实这大可不必。臧鸿飞的成长环境和人生经历决定了他很看中如今被认可的这样一个社会身份，而五条人则根本不在意是否被主流认可，因为他们来源于大众，流行于大众，服务于大众。故而他们的回答会给观众一种真的活明白了的感觉。仁科回答“我出生了，我活着，我来了”，阿茂说“在电影院捡到五毛钱，可以在便利店买好多东西，在打口碟中找到自己非常喜欢的《只爱陌生人》，看过兵马俑”（我还没看过兵马俑呢！）。这样的回答不可能不让人眼前一亮。
我们都是普通人，很多时候会羡慕艺术家出世的态度，比如五条人的二位甚至在疫情期间差不多花光了所有钱却仍然可以淡定，但实际上这样的艺术家、音乐人身上非常可贵的其实是入世的态度。完全的出世（比如某个阶段的窦唯——说这话我顶个锅盖）让人敬佩感慨他是个真正的音乐家，而入世则让人觉得亲近，他们唱历史人物，市井小民，国际事件，时事嘲讽，“他来自我们，代表我们”，我们的生活在五条人的歌里永存。